2022年，Luna从英国留学回国第五年。“江浙沪独生女”、“厂二代”是她的背景标签；定居上海、有房有户口、年薪百万、在精品投行工作深圳期货配资公司，完美符合这座城市的精英画像。
但几个月后，她选择裸辞，回到南通老家，换了份年薪20万的工作，“决定躺平了”。
上海落户，也是资产再配置
在江浙沪年轻人中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：“一等大孝子”是那些留在老家工作的，“二等大孝子”去上海，而离开江浙沪一带的则被调侃为“不孝子”。
比如祖辈都是台州人的Vivi。考大学时，父母不允许她去江浙沪以外，念研究生又否决了欧美留学计划，最后折中在香港读了金融。毕业之后，母亲希望她可以离家更近一点，回老家考公务员，她虽然拒绝了，但还是选择了离家不算远的杭州和上海。
与Vivi境遇不同的Luna笑称，在上海落户的自己才是南通的“一等大孝子”。
她算是延续了父辈的选择。Luna的父亲大学时攻读国际贸易，毕业后分配到信用合作社，负责俄罗斯与东南亚的进出口业务。后来，他放弃了干部身份，在海外淘到第一桶金。不过深圳期货配资公司安土重迁的观念在上一代人心中尤为重要，父亲最终还是回南通，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贸易工厂。
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，Luna的父母愿意让孩子多去外边闯一闯。高考时，班上只有包括她在内的两个厂二代选择了北京的大学。
人往高处走，如果不愿意回老家，江苏人对去哪里工作遵循着十分明晰的就近原则。扬州、镇江、盐城的年轻人，一大半会选择南京；连云港、宿迁的年轻人，可能会就近去苏州、无锡之类的城市；而苏州、无锡、南通人，则很可能会去上海。
“北京是一个你就算有很多钱，也没有办法过得很舒适的地方；苏格兰虽然很美城市化程度很高，但比较村，而且你在国外也没法挣到大钱；而上海的基础设施、物质生活的便捷程度、生活丰富度，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，只要你足够有钱，就会生活得比较舒服。”
自然而然地，上海成了她回国后的首选，也是唯一的选择。而能落户上海，更是两代人的精密计算：包括别墅、市区内的住宅房、商铺和厂房在内，家里在南通的资产配置已趋近饱和，而且南通房产没有太大的涨幅，这些曾估值超过千万的资产，在近两年地产市场经历的震荡后，反而有缩水可能。
作为厂二代，Luna的父母对她有两种不同方向的期待。一种就是回家接班，保证资产与本地的利益核心牢牢挂钩；另一种则是落户大城市，购置更高级别的资产，把家里的一部分资产变现，实现资产的配置升级。
Luna选择了后者。在上海落户后，家里人可以在上海置业，这自然成了一种风险更低的投资。在他们认知里，只有上海的房产才是穿越周期的硬通货。
既要有出息，又不能太自由
江浙沪地区的父母在子女的培养过程中一直存在矛盾和纠结。既重视教育，希望他们出人头地，又觉得陪在父母身边生活安乐就不错，如果是女孩，还希望她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幸福、家庭美满。
Vivi在年轻时对江浙沪重男轻女的观念非常不满，常会做出反叛的事。她在30岁以前拒绝了父母介绍的各种相亲对象。不止是出于对女性独立的追求，她很清楚，她们这一代独生女要承担的养老任务和独生子是无差别的，但一旦婚育，投入的精力必然影响事业的发展，到那时如何靠自己养活家庭？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Vivi越来越能够温和地处理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关系。她明白母亲很爱自己，只是难以摆脱传统的思想烙印。“如果我妈没有那么早结婚，她的人生肯定不一样。”
母亲有五个兄弟姐妹，从小就觉得女性不需要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承担太多的责任，事业一直不温不火。但是在Vivi的影响下，40岁之后，作为企业高管妈妈的事业越来越成功，还下决心放弃了这段不合适的婚姻。
不过独生女们一边反叛离家，一边又接受着上一代的托举，所以Luna认为“江浙沪厂二代是天然的啃老族。”
老一辈觉得工厂很脏很累、不体面，打交道的也都是供应商和工人，所以很多厂二代，都选择了金融专业，而非为接班准备的服装设计、营销等等。
在Luna看来，无论是从市场还是资金的角度，现在也不是企业转型的最佳时期。所以她现在接手还是五年后接手，区别不大，并不会给工厂带来明显的增益。此外，权力的传递是敏感的，即使接班，工厂里的技术工人、车间主任是听董事长还是小董的，必须选择收服、打压或分化他们，这也是Luna不愿接班的原因之一。
与Luna同龄的男性朋友就很少考虑离家，哪怕找到了上海的工作，基本上做一年就离职了。独生子毫无异议是家庭资源的继承者和拥有者，与父母的代际关系不会像独生女这么微妙。在Luna的观察里，江浙沪独生女一辈子都在和隐形的“哥哥”做斗争。
尽管不赞成离家打拼，Vivi的妈妈还是为她在杭州买了房和车，在她辗转上海后，又继续购置了一套房产。Luna则在父母的支持下，在距离陆家嘴20分钟路程的浦东买了套公寓。
“孩子在哪里工作，就给他们在哪买房”，这可以说是江浙沪中产以上家庭的共识。
留在上海啃老，不如结婚回老家
Luna之前在一级市场做投资，巅峰时期能拿到年薪200万。但2022年以来，行业走下坡路，收入减少，似乎也看到了职业天花板。为了留在这个所谓的精英行业里面，她要付出巨大的维护成本，“没有休息日，工作和生活没有边界，随时随地都要掏出电脑处理工作”。2022年起，她的体力大不如前，以前一天能工作16个小时，现在一天10小时都费劲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父母眼里，她过着一种“拼命工作但赚不到大钱”的日子，“累死累活才区区百万”。在30岁到来之前，Luna终于接受了“这辈子都突破不了父母上限”的现实，选择结婚生子。丈夫是安徽的厂一代，但与父母工厂的利润相比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今年春节起，她开始备孕。“我承认结婚是我斗争失败的产物。30岁以后的人生进入瓶颈期，一个人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回归家庭生活，期待孩子能带来一些新东西。”
Vivi认识了东北的男友之后，也选择了结婚。丈夫条件普通又是外地人，上海的房子大部分是Vivi妈妈出资，这对她们的小县城来说简直是“离经叛道”，甚至传出了“不能和本地人结婚是因为原生家庭关系不好”这样的流言。
不过在Vivi眼里，差不多条件的本地人受到父母控制也更多。她发小的妈妈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他的上海大平层里住上一个月。
Luna和父母在上海看房时，预算从700万提到1000万、1500万，他们还是不能满意，“房子都有很大的硬伤，不是没有学区，就是回迁房，要么就是大高层。预算提到2000万以上，才能将就买到在我父母眼中不错的。”
“花两千万只能在上海买到一张入场券”，Luna厌倦了这样的生活。
2022年秋天，某个周日深夜的视频会议，屏幕那头合作方负责人的女儿用稚嫩的声音反复问道：“爸爸什么时候哄我睡觉？”晚上11点，她们开会的内容是讨论为什么这周没有产出。持续几个小时的精神折磨之后，第二天，包括Luna在内，有一半的人提出了辞职。
2023年初，她彻底搬回了南通老家居住，并在几个月后找到了份年薪20万的工作，朝九晚五，作息规律，工作轻松。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她总算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
但Luna很清楚，对像她这样背景的年轻人来说，不是正常生活，而是“躺平”的生活。
Vivi也开始在“沪漂”和返乡之间纠结。在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部门工作，这两年形势不好，公司开始抓起了考勤，本就讨厌朝九晚五的她精神压力更大了。每次去宁波表弟的越层大房子里做客，Vivi都觉得在上海“没什么意思”。
来自差不多区域的女孩，大多都选择回去过更容易的生活。还留在上海的那部分，过的是住在市区大平层、不用上班的名媛生活，那是另一个层级了。
“社会有限的资源就那么多，大量集中在某几个领域或者某些人群手里，为别的老板打工还不如给自己父母打工。”
不过，考虑到下一代的教育，Luna还是会选择回到上海。“毕竟，上海是所有江浙有钱人的精神家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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